中国不缺粮缺菜……种子

时间: 2024-03-10 14:00:51 |   作者: 蔬菜栽培技术

---

  语：中国为何会缺某些经济作物、蔬菜的种子？进口种子和本土培育的种子之间，具体又是个啥状况？种业翻身仗，我们到底要怎么打？

  “总体上看，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3%左右的份额，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的0.1%，我国种子供应有保障、风险可控。”

  目前我国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占到87%，进口蔬菜种子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3%。

  但，在一些地区、一些品种，尤其是“洋蔬菜种子”，占比超过80%，甚至几乎完全依靠进口。

  举几个例子：胡萝卜、菠菜、洋葱、高端品种番茄的进口种子市场占有率超过90%；西兰花进口依存度超过80%；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95%以上。

  先上结论，总体来说，我国的种业，比如主粮种子，基本是不缺的，但经济作物种子，尤其像一些高端蔬菜种子，基本是要靠进口的。

  中国人现在生活水平慢慢的变好了，满足基本温饱后，对各类高端经济农作物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慢慢变得高，不未雨绸缪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等到脖子被人掐住，就晚了。

  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那么，中国为何会缺这些经济作物、蔬菜种子？进口种子和本土培育的种子之间，具体又是个啥状况？这场翻身仗，我们到底要怎么打？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历时2个多月，走访了东北、华北等地多个粮食主产区，调研了诸多种子培育、加工等环节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对有关问题做了一番详细调查，发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秘密。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是用种量世界第一、种业市值世界第二的国家，种业市值大约相当于全球种业市场的四分之一。

  2000年种子法实施以来，我国种业进入快速市场化发展阶段，国际上主要的种业企业纷纷布局中国种业市场，从2000年到2020年，我国种子进口量增长了3.7倍。

  相比体量巨大的市场，我国的种业进出口贸易规模其实算不上很大。根据国际种子联盟发布的2018年全球种子贸易数据，中国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11位，进口排名世界第10。

  “从主粮作物的进口量来说，进口数量非常少，基本上可忽略；从市值来看，农作物种子进口额占总市值的比重在2.3%左右，依存度也是非常低的。”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秘书长田伟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那么，多年来，为什么总有我国种子大量依靠进口，甚至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说法呢？

  事实上，种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只是主粮，也包括各类经济作物。再往下细分的话，同是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情况又不同，所以我们专业所说的“中国种子大量依靠进口”，往往指的并不是主粮，而是蔬菜、牧草、糖料等经济作物。

  蔬菜种业是我国种业大盘子里对外开放最早的产业之一，几乎所有的跨国蔬菜种业公司都在我国设立了独立的研发基地或营销机构，规模化开展品种研发、示范推广与营销。蔬菜领域“洋种子”占到80%，曾是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

  实际上，目前官方的数据是，我国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占到87%，进口蔬菜种子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3%。即使在进口种子占比最高的2015年前后，进口蔬菜种子占比也只有20%左右。

  从品种来看，辣椒、番茄、大白菜、甘蓝、黄瓜等大宗蔬菜，都以国产为主，真正“洋种子”占比较大的，其实就是番茄（高端品种）、西兰花、胡萝卜、菠菜、洋葱等几个蔬菜品种。

  中国海关总署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种子无论是从进口额还是进口量来看，排名靠前的都是蔬菜、黑麦草、花卉、糖甜菜等种植培养面积不大的非主要农作物。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国主要农作物领域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算少数几样长期依靠进口的品种，单看国内品种占据市场主体的领域，育种专家和企业家们同样也面对着高水平的竞争。

  玉米是种业行业国际竞争最激烈的作物之一，是我国三大主粮中进口量最大、育种技术最薄弱的领域，没有之一。

  2015年之前，一些玉米主产区一度出现“洋种子”大量抢占市场的情况。辽宁宏硕种业董事长籍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08年至2015年，在东北和华北地区，进口玉米种子一度控制的种植培养面积超过了50%。

  最近一些年，通过学习追赶，国内玉米种业解决了高产、抗密、抗病等问题，缩小了与国际种业巨头的差距，但在育种技术上，任旧存在一定差距。

  籍强告诉我们，现在我国搞农业生产的主要是60后、70后，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干这个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力成本的提升，我国农业会越发面临没人愿意种地的困境，所以必须要培育出适合机械化大规模种植的品种。

  玉米就是这样。规模化的种植，对玉米品种的含水量指标提出更高要求，大量的玉米收获后传统的通过晾晒降低水分已经不能够满足生产要，一定要进行烘干，水分大的品种，烘干就需要更加多的能源，这就增加了生产成本。

  现实情况是，我国现有的玉米品种在能源消耗和烘干时间上都具备优势，但国外的品种在籽粒机收上，就比国内品种更具竞争力。

  同样的种植条件，国际进口玉米品种收获时含水量是22个水，国产品种收获时是28到32个水，中间有6到10个水的差距，背后带来的烘干时间和能源，就都会存在差距。

  籍强坦言，我国玉米育种在这一领域就存在“卡脖子”问题。“5到10年以后，肯定会更需要机械化籽粒机收的品种，就是在玉米秆上直接把玉米棒变成粒，粒子的水分越低越好。”

  但是，国内目前的育种手段，大多仍然还是常规杂交育种，这种方法具有盲目性，至少需要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解决。

  国外先进的育种技术方法，则是采用更先进的单倍体育种和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最终靠把一部分优秀的玉米自交系之间的一些优良性状，通过实验室累加到一起。比如抗病基因、高产基因、抗倒基因等等，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叠加到一起，快速缩短育种时间。

  目前，国内一些比较高端的科研院所也在进行基因编辑领域的研究攻关，但基因编辑技术领域的专利大多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中国育种专家要想使用，需要给相关企业交专利使用费，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是中国种业被“卡脖子”的关键。

  所以，在国家和地方的支持下，国内的科研单位也正在寻求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突破，希望能尽快破解这一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一知农业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阙旭强和记者说，玉米育种领域迫切地需要的，就是培育更高产稳产、多抗广适的品种，尤其能够直接进行机械粒收，耐干旱节水的品种。

  在这一领域，跨国公司多采取生物技术，进行专业化分工、大规模团队协作研发育种，而我国目前育种资源还大多分布在在农科院校，掌握的育种资源有限，课题组人力有限，品种组合较少，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技术体系没形成，许多育种项目有时还没有出成果就已经淘汰了，与国外领先水平还是有差距。

  其实不仅是玉米，在我国完全自给的小麦、大豆育种领域，中国的育种专家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难题。

  东方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认为，近年来，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出现增长乏力趋势，某一些程度上与育种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关。而袁隆平的水稻育种，每次取得突破性进展，往往都会伴随着产量的提高。

  在我国没有对外开放的大豆育种领域，产量一直与美国存在差距，大豆育种专家也承认，大豆产量进一步提升很大程度上需要寄希望于生物育种。

  正如唐仁健部长所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种业自主创新确实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些品种、领域和环节，假如慢慢的出现极端断供情况，虽然不会“一卡就死”，但确实会影响农业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

  山东省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寿光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寿光的蔬菜一度以进口品种为主，2008年进口品种下降到60%。近年来蔬菜种子的国产化虽然取得显著成果，但当地进口蔬菜种子仍占到30%左右。

  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市场行情报价和利润受制于人，挣不挣钱，挣多少，大多是别人说了算。

  李占省，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十三五”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青花菜岗位专家，他给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一组海关和中国种子协会的数据：

  2017～2018年，我国蔬菜种子进口额占到我国各作物种子进口额的60%以上，排名前列的番茄（高端品种）、西兰花、胡萝卜、菠菜、洋葱五大种类进口额达到2.68亿美元，占到各作物种子进口额（4.75亿～4.83亿美元）的55%以上，这些起源地均在国外的高端蔬菜作物，进口种子确实长期严重依赖进口。

  以西兰花为例，2017年以前进口种子比例一度长期保持在95%以上，虽然没出现过国外企业控制种源，不卖给中国，整个产业被完全卡死的情况，但在西兰花种子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其种子供应量和销售价格明显“受制于人”。

  李占省和记者说，西兰花种子的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大包装，10万粒，约450～465克，5500元左右，但2017年，因为日本坂田公司的种子生产和供应推迟，终端销售价一度被炒到了1.8万元，菜农的种子购置成本，直接翻了2倍以上。

  前端成本的上涨还只是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西兰花具有“种植体量小”和“产业价值高”的特点，栽培面积只有约140万～150万亩，一旦主栽品种种子供应不及时，就会耽误播期，直接引发数万亩的茬口，直接影响我国销售市场的下游供应和出口贸易，终端价格上浮明显，并产生放大效应。

  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白晨和记者说，目前甜菜种植中，用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95%以上依靠进口。在我国食糖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依靠进口，世界糖料供应整体处于紧平衡的背景下，一旦外国甜菜种子企业不能按时足量保质地供应种子，或者出现极端情况下的完全断供，我国食糖产业的长期稳定供应就非常有可能出现问题。

  食糖是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食糖的需求量将会刚性增长，为保障供应和不出现价格的剧烈波动，食糖还是我国为数不多设有国家物资储备的商品。一旦被断供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那可就上升到影响国家战略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层面了。

  无论是西兰花还是甜菜，抑或其他农作物，种子严重依赖进口，极端情况下都会影响整个产业的持续稳定供应，进而产生放大效应。我们在这些领域为何会被“卡脖子”，有没解决的办法呢？

  以西兰花为例，我国主栽品种是日本坂田公司培育的“耐寒优秀”和“炎秀”，两品种的商品性和耐贮性都受到市场认可，也是我国近十年来稳定种植的品种。

  李占省和记者说，我国西兰花产业在过去30年得到了长足发展，加工公司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规模化经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成为市场主流模式，农民积累了完善种植经验，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产业得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提升，在我国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增加就业、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等方面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是由于我国西兰花育种工作起步晚，优良资源缺乏，科研资金和人员匮乏，严重阻滞了我国优良西兰花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不仅是西兰花，目前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品种中，不管是甜菜还是胡萝卜等，都会存在进口种子全部为雄性不育，育种资源匮乏的问题。

  西兰花育种材料收集的“黄金期”为2005～2010年，目前可通过的育种材料，都是十几年前的资源，而百年企业日本坂田，有着非常丰富的育种资源和充足的经费支持，中国的西兰花育种工作者一步入这个行业，面对的就是世界上的顶尖级对手。

  李占省和记者说，西兰花育种领域，像日本坂田、美国圣尼斯，每年投入研发育种的经费，占到他们收入的10%左右。

  在我国，即使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这样的重点科研院所，近十年，其西兰花育种和科研总经费每年也仅有100万～130万元，远低于国外西兰花育种企业的投入，甚至不足十分之一。

  全行业来看，2017年和2018年，我国育种企业总体研发投入大概是每年15亿元人民币，国外仅拜耳一家，2019年的研发投入就达到23亿欧元，是我国整个行业研发投入的10倍以上。

  不过可喜的是，经过近30年的科研积累和国家稳定的支持，我国西兰花在制种技术方面已与国际同步，育种技术获得了极大提升，当前在小孢子培养、雄性不育性恢复、根肿病资源创制等领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为“十四五”西兰花优异种质的创制与利用，解决种子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以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单位已开始将高通量基因分型、体细胞融合和基因编辑等科学技术创新手段和先进的技术用于西兰花优异种质的创制，为面向全球育种和解决“卡脖子”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

  2020年1月，据“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组”联合统计，国内科研单位和育种企业一同育成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西兰花品种市场占有率为15.36%，国产西兰花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为平衡种子市场的稳定和供应奠定了基础。

  李占省认为，针对我国西兰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主体问题，我国政府、科研工作者和相关企业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科、企双方积极探寻科学合理的合作方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在资源、利益、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尽快选育出品质优良、适应能力强的国产西兰花新品种，建立高效的种子繁育技术和核心育种技术体系，逐渐打破国外的种子垄断。

  其实，除了前面说的育种的原因，洋种子一试就灵，种子加工环节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以种子大量依靠进口的甜菜为例，白晨和记者说，虽然目前国内培育的甜菜品种与国外品种还有差距，其实差距并不是非常大，“我们的品种抗虫性、含糖量上其实都可以与国外相比，只是产量上可能有些差距。”

  即便如此，如果真的遭遇甜菜种子断供，我们自己的甜菜种子仍然很难顶上来，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种子加工环节存在短板。

  由于目前我国的甜菜主要是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这就要求种子必须是适合机械化精量播种的遗传单粒种。但由于甜菜种子很小，要做到精量化的单粒播种，一定要通过加工进行包衣丸粒化，就像我们吃的药一样，里面是种子，外面的包衣中则含有杀虫剂、杀菌剂、生长调节剂等等。

  通过种子加工包衣也可提高种子发芽率，不仅仅可以实现一穴一粒的机械化精量播种，还能够更好的起到保证出苗率、杀虫、杀菌等作用，但是在甜菜工艺流程中，包衣技术我们并不掌握，说白了就是在技术领域被“卡脖子”。

  目前，我国玉米种子进口比例不大，国内种子基本上能够达到自给，但是在2015年之前，一些玉米主产区一度出现“洋种子”大量抢占市场的情况。

  相比国产品种，进口玉米种子在产量、优质、脱水、抗密等领域有着非常明显优势之外，其种子加工技术也为进口玉米种子大量占据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口玉米种子进入中国市场时，美国先锋公司宣称能够直接进行机械化精量单粒播种，当时国内的育种专家、企业等都不相信，认为我们的土地、耕作技术等等都不能满足单粒播种的条件。

  但后来的推广试验证实，美国的种子确实能轻松实现单粒播种，出苗率接近100%。而国产的玉米种子那时候还需要每个坑种两到三颗种子，出苗后还需要间苗，即便如此，国内品种和进口品种一亩地还可能相差1000棵苗，产量相差500斤。

  国内育种企业发现，除了种子本身的差距之外，国内企业在种子加工环节与国际种业巨头也存在差距。

  国内玉米育种企业传统的做法是，种子收获后筛完就直接销售，某一些程度上是用生产粮食的方式生产种子。国际种子巨头，则还会经过烘干和包衣处理。种子发芽率就能确保在96%以上，发芽率高、芽势强，所以烘干完的种子就能做到单粒播种，节省了劳动力。

  中国的玉米育种制种企业，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种子质量也基本达到了单粒播种的标准，大大降低了用种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保证出苗率之外，国内种业企业在使用种衣剂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

  “以前，国内种子公司制作的种子是没有经过包衣处理的，全部都是裸籽，现在做得好的企业也开始与农化企业合作进行种子加工和包衣处理。”籍强说。

  另外，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不再允许焚烧秸秆，秸秆直接粉碎还田，小麦玉米秸秆还到地里以后，有效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同时，秸秆中的虫卵、病菌也回到土壤中，年复一年，就增加了土壤中的病菌、虫卵严重程度，对品种的抗病性和出苗就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加大了染病几率，加快染病速度。

  这种情况下，通过种子包衣，添加农化药剂方式，就可以将杀虫剂、杀菌剂、营养素添加其中，解决前期杀虫、杀菌的问题。

  观察国际种业巨头也不难发现，排名靠前的几家种业巨头，同时也是农化巨头，他们通过育种和农化总实力，牢牢占据着育种研发的领先地位。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对于“洋种子”占据中国市场的问题，应该客观、科学看待。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种业缩小了与国际水平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外国品种。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是学习吸收先进育种技术和种植加工技术理念的结果。

  由于投入大、风险高、专业性强，种业是一个需要规模优势的产业，从发达国家的情况去看，种业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2019年，农业板块排名前十的企业，包括农化、种子、农业综合服务在内的总销售额为562亿欧元，种子业务（包含种子和性状）总销售额为230亿欧元。其中，拜耳、科迪华和先正达三巨头农业板块总销售额为422亿欧元，占前十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5%，占到整个行业的40%以上。

  种子板块，拜耳和科迪华种子销售额为141亿欧元，两家企业的种子销售总额占排名前十企业销售总额的61%，同样占到全球种业市场50%的份额，世界种业企业“2超+4强”的格局仍在延续。

  我国虽然种业市场很大，发展非常迅速，但总体的局面仍是大而不强，长期以来我国种子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市场集中度较低，呈现“小、散、乱”的格局。近年来，虽然企业竞争力、集中度、研发投入都明显提高，但与国际种业巨头仍不可同日而语。

  销售额上体现得最明显。2018年我国种子总体销售额691.98亿元，排名前十的中国种子企业出售的收益为109.37亿元，仅占总销售额的15.8%，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14.16%。

  与内生性增长相比，兼并收购往往成为企业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取技术和营销渠道，扩大市场占有率，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获得超额利润的有效手段，正因如此，世界种业发展史某一些程度上也是一部并购史。

  近20年来，世界种业经历了三次并购的大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997~2000年，第二次浪潮2004~2008年，第三次浪潮是2015~2018年。历经一系列整合浪潮之后，全球种业由以多数小规模家族企业构成的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变为以少数跨国制药、农化公司为主导的寡头市场结构。

  目前，跨国种业集团依靠先进的科技、强大的资本实力、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完善的管理体系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农作物的种子市场大多分布在在几大公司手中。

  可喜的是，中国终于赶上了20年来的第三次并购浪潮。在第三次并购浪潮中，随着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陶氏和杜邦合并，拜耳正式收购孟山都，全球种业进入三强鼎立时代，中国在国际种业市场巨头中终于拥有了一席之地，2017年中国企业隆平高科首次也进入全球10强。

  田伟红分析认为，现阶段，我国企业也能够最终靠政策支持、利用资金优势等更多地参与并购重组，“可以是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也可以找准机会参与国际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加快发展步伐，快速培养出自己的大型种业和农化企业。”

  随着我国提出把种业作为“十四五”农业科学技术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来抓，加快启动实施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种业翻身的时代即将到来。

  本书作者为福来咨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组长娄向鹏，福来咨询联合发起人、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课题组副组长郝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