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6月25日到7月15日，是61岁的老农户莫大瑞最忙碌的日子。他家住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的上寨村，要在连续20天里每天6点钟起床，骑一辆青绿色的农用三轮车来到80亩的地里。这片广袤的田地里种满了连片玉米，莫大瑞要挨个拨弄着每一株玉米，从上面拔下一根绿色的枝丫，直到20点后，太阳在这个西北小城缓缓落下。

　　这是玉米制种“抽雄”的关键期。“抽雄”也称“去雄”，是玉米制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指把一株株的玉米母本在这一季节中刚刚生长起来的雄穗尖给拔掉，以防止母本玉米自交（自己授粉生长），转而让父本玉米来给母本授粉，进而达到杂交的目的。抽雄工作完成与否，区分着普通大田玉米和玉米种子的生长机制，也是保证种子质量和纯度的关键。

　　“简单来说，就是要一个个地把母本玉米给阉掉。”莫大瑞口音浓厚，言简意赅。我见到他时，他正站在农用三轮车上，往一望无垠的田里眺望。7月的张掖天气干爽，太阳当空，远处的兰新铁路不时有火车和高铁路过，但莫大瑞纹丝不动，把自己站成了一个灯塔般的活体稻草人。他满脸通红，一顶草织的遮阳帽盖住了发白的双鬓，脸颊两旁流着淌下的汗液。每有新汗液淌下，莫大瑞就用发黄的白毛巾去擦拭。他已经忙了十几天的抽雄工作，正在进入自我检查的阶段，“要是被技术员查出来了，一株可要罚100块钱！”

　　站在莫大瑞的田边，我试着跟他一起去检阅抽雄的成果。放眼望去，玉米种子田地的特征十分明显。它与常规玉米地一样规整，但却是一列父本玉米，搭配着好几列的母本玉米。要区分出二者并不难——父本留着紫黄色的雄穗，被抽雄的母本则只剩株株绿叶。莫大瑞这样的资深农户却能隔着好几十米，从连片绿色的母本中辨别出哪一株有抽雄的漏网之鱼。一有发现，他要下到地里去拔掉。7月的张掖微风连连，父本的雄穗就伴着这些1～3级的微风，撒出花粉落到母本的花丝上，一根花丝对应输送一颗玉米粒的养分，玉米种子的杂交正在进行着。再过几天，完成了使命的父本会被连根砍掉，只留下连片的母本茁壮生长，映衬着上寨村远方一块“万亩制种基地”的大广告牌。

　　中国是全球玉米培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几乎所有的玉米种子，都是以这样的杂交形式生产出来的。张掖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有约120万亩的制种面积，供应着全国40%的种子。连片的玉米制种田地在地图上给河西走廊抹上了一层绿色，几乎所有大的种业公司都在这里制种。按照每亩450～500公斤的产量算，这些种子不仅量大，也能适应东北、华北、黄淮海等我国不同的玉米主产区。从每年4月春耕播种到9月收获，同一时间段在张掖生产的玉米品种，最多之时能有1700～1800种之多。

　　张掖市种子管理局的一间档案室里存留着上千个种子样本。表面上看，玉米种子与玉米粒无异，但经过烘干、脱水后会显得更加干瘪。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局长张东昱对这些金黄色的玉米籽了熟于胸，他热心地给我介绍当地制种的优势：地处北纬38°的黄金玉米带，中国西北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还有流经的黑河灌溉，利于种子的养分积累。这让张掖种子早在2011年就成了一个地理商标。如今当地以“企业+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为主，种业公司出资4000元/亩吸引当地农户帮忙制种，再以1000元/亩聘请当地制种公司合作帮忙管理。这种模式现在非常纯熟，农户也有一定经验技术，能以较高水平去管理田地。从张掖制造出来的玉米种子，无论纯度还是发芽率都会高于国家标准。

　　“张掖产出来的种子，确实会比其他地区的好一些。”许少山确认了这种说法。他是荃银高科负责玉米制种的经理，有着几十年的从业经历。荃银高科是一家总部在安徽合肥的上市公司，在水稻种子领域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也在玉米种子上频繁发力。他们在张掖有3万亩的合作制种面积。为了确保质量，每年一到7月，许少山都会从合肥赶来，跟当地合作公司、技术员、村干部一起深入田间督查。一旦发现有抽雄的遗株，技术员就会套上一个口袋做标记。一般第二天，农户们就能自觉地把口袋摘掉，“如果还在，就说明他们前一天没来地里”。

　　许少山说，张掖的制种现在已很成熟了，近乎一种标准化生产，对于种业公司来讲，当前最大难点在于新品种的试验和生产。他这一次来张掖，就是要看看公司研发的两个新品种到了田间后的“扩繁”（量产）效果。“每一个新品种出来后，都要看看父本的花粉量行不行、跟母本的花期是否能对上、母本花期和产量行不行等等。农业生产中很多规律性的东西都要对得上，如果对不上，那我要反馈给负责育种的研发团队。”许少山说。跟量产相比，这是行业的重中之重。

　　作为杂交而成的粮食，玉米的研发育种直接决定了种子的单产、抗病虫性、抗倒伏等特性。相较于标准化的制种，研发育种也更像是一个无限循环并且不能重复的实验——就像当年袁隆平跨越近十年、历经上万次实验才完成了杂交水稻的研发一样。但与水稻不同的是，中国玉米产区广大，从南到北的地理跨越，决定了这些特性要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情况下，一家大种业公司的育种实验要遍布不同产区。以荃银高科为例，仅在华北地区，公司就在河北、山东等地有近十个试验站，每个站配备几十亩的试验田和研究人员，不停地做着杂交实验。这让研发育种近乎成了一个碰撞运气的概率游戏。

　　“每培育一个玉米新品种，可能都要选择上千个杂交组合去做实验，循环地做，这个不行就试那个，直到选出有好基因特性的品种，然后继续做。”荃银高科总部玉米研究院的一位研发人员说，有的科学家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育种出一个好品种。“这要看概率，甚至是运气。”他上个月刚刚完成了一个实验站就送检的数千个样本，“每个实验站每年的送检量都是非常大的，几千个样本要在1～2个星期就做完。”这只是正季，待气温一降，大批研发人员和科学家就要像候鸟一样飞赴海南“南繁”。很多科学家已经60～70岁了，依然要在烈日下耐着高温继续实验。

　　不过即使科研人员如此努力，中国的玉米育种水平依然不高。这让中国在种植培养面积最大的情况下，总产量却屈居于美国之后。在农业农村部2022年公布的国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名单，玉米也被打上了“补短板”的标签。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李新海对媒体透露，1996年至2019年，美国玉米亩产年增长8.5公斤，良种贡献率为65%，而同期中国玉米亩产年增长4.5公斤，良种贡献率为45%，单产不到美国的六成，“这是差距，也是压力”。

　　玉米成为中国当前的第一作物，源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在中国的种植培养面积和产量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超过了作为口粮的水稻。如今每年约6.5亿亩的玉米种植培养面积、近3亿吨的玉米产量，大概有2/3被用作了饲料，以应对人们对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不断增加的需求。但近些年来，我国玉米总量缺口在逐步变大，进口量连年上涨，以至于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将主要是玉米等饲料的安全问题。

　　作为玉米消费大国，中国却并非玉米的原产地。玉米最早被发现于拉丁美洲，是印第安人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因其广泛的适用性和高产量逐渐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玉米传入中国也有500余年历史，但非原产地的劣势注定了，中国在杂交玉米的研究上没有太多先发优势，具体表现为玉米育种面临遗传基础狭窄、优异种质资源匮乏等天生的困难。

　　种质资源，即遗传资源，是指作物能稳定传给后代的遗传物质。农业作物的育种中，科学家们经常利用优良的、不同的种质资源进行杂交育种，从而提高作物的生命力。玉米也是中国三大主粮中最早尝试杂交育种的，这一进程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启动，时间上早于杂交水稻。但正因受限于种质资源，玉米的杂交育种没有水稻那样成功。

　　早年间的育种机制也是高度计划性且分散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大发展中，国家在1958年确定了“四自一辅”（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种子工作方针，主旨是让各地方自行解决越来越大的农业用种需求。玉米育种的重任也由此交到了地方农科院等科研单位，落到了基层的地市级甚至是县级，1978年后设立国有种子公司制度承袭了这一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年的玉米杂交育种。

　　“大家都不怎么交流材料（种质资源）的，本来材料又有限，不交流那就更困难了。”朱全贵是荃银高科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玉米业务。他1992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合肥市种子公司，从事玉米种业30多年。他说那时候各大种子公司几乎各自为政，玉米育种是割裂而分散的。各地育种家们纷纷利用各种渠道找资源，去东南亚，去欧美。受限于本土资源稀少和海内外的区隔，加之当时对品种的审定也很严格，市场上的玉米品种很稀少，“比如国审一个省可能就1～2个名额，报上去也不一定能批下来，甚至有时候一年一个国审品种也没有”。

　　这种割裂之下，早年的育种非常依赖于地方科学家的勤勉与奉献。比如在玉米大县河南浚县，现年88岁的中国种业十大贡献人物、鹤壁市农科院专家程相文为了解决当时家乡的玉米用种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扛着几十斤的种子转乘7次车、耗时14天往返海南，每天在三亚顶着烈日当空的黄金六小时进行“南繁”实验。长达60年不间断的“候鸟”般迁徙中，他选育出了“浚单20”这样的大品种，推广面积一度名列全国第二。

　　不过在肌理上，我国的玉米育种主要取决于外来种质的引进利用。有研究表明，对美国玉米种质利用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玉米平均产量增益就有约10公斤/公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玉米种子先后经历了6次大的品种迭代，其中的“中单2号”“丹玉13”“四单8号”等大品种都来源于一个外部引进的MO17直接应用组。似乎无论科学家们怎么努力，这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先天鸿沟。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保存的玉米种质资源有约3.6万份，约七成是地方品种资源。李新海指出，这一数量虽然尚可，但当中缺乏与育种目标相适应的优异种质。而同期的美国保存了7万多份种质，皆以市场导向为主，比如原杜邦先锋种业公司，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商业化种质资源。

　　为了改变分散且计划性的育种格局，2000年我国颁布《种子法》开始推动建立现代种业制度。它要求一改以县为单位的计划供种，引导建立市场化的种业环境，很多种业公司纷纷在此后转型，民营资本也进入这一行业，原有的市场形势从此开始变化。在资源放开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想到了铤而走险，违规地对一些知名品种进行盗窃仿制或套牌生产。玉米种子一度成为知识产权侵犯的重灾区。

　　“很多做玉米的都是‘贼’。”一家龙头制种企业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市场化放开后，行业内仿制、偷盗的套牌产品不少，还有不少假冒伪劣产品。套牌的种子往往通过非法盗窃或非法收买亲本后进行扩繁，继而量产、贴牌。2000年后，张掖开始吸引很多国内外制种企业到来，作为一个国家玉米制种基地发展起来。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张掖中院作为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的第一审法院，张掖开始大力打击类似的侵权行为。“那会儿光是查刑事案件都查了好几十起。”张东昱回忆道。

　　被仿制得最严重的品种之一是“郑单958”。这是由河南省农科院上世纪90年代研发、2000年后陆续通过各级审定的种子。在2004年后的15年里，“郑单958”因其高产、稳产等特点，连续霸榜中国玉米的第一大品种，推广面积最多时一年近7000万亩，也因此也被违法“套包”最多。没有“套包”的，也是基于“郑单958”品种材料上的“微改”。“说得不好听一点，大家都在一个低水平线上不断重复，这就浪费了大量资源。”朱全贵说。杂交育种的生物特性决定了，种子最好是要不断更新的，以此不断演化和增强，去适应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但在同质化的竞争中，大量的资源被内耗浪费掉了，市场也由此被进一步割裂。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李登海在2021年“两会”上透露，市场上仿制最多的一个大品种被仿了143次，从1个品种裂变为143个，这浪费了大量资源，也是对原研发种业公司严重不公。

　　在中国公司陷入同质化的分散竞争时，跨国种业公司展现出了竞争力。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到2012年，外来玉米品种的市场份额从1%上升到11%。其中，由美国先锋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历时10年研发选育的“先玉335”成了一个代表性品种。与“郑单958”相比，它有着耐密植、脱水快、更适宜机械化作业等诸多特点，能把亩用种量减少一半。推出后几年，“先玉335”就占领了东北大产区的一半面积，在全国一跃成为仅次于“郑单958”的第二大品种。而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先玉335”还在某些层面上促进了我国玉米产业的技术变革——从它开始，我国育种也开始往耐密植、适宜机械化作业方向靠拢，种子也不再按斤卖，开始按粒卖。一方面，这说明国内种子公司在试着与国际接轨；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跨国公司开始对中国的玉米种业自主权构成了威胁。有研究显示，近20年来，通过国审或省审的中国玉米品种主要都是“先玉335”和“郑单958”的衍生品种，遗传相似度非常高。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体现在了制种生产端。先锋种业进入中国后，选择和国内育种领先的登海种业合作，双方成立了一家由登海控股的登海先锋种业合资公司。公司在张掖建立了制种基地，年年来此生产制种，影响和培养当地一批制种人才。

　　42岁的詹文是其中一员。他是农学出身，2002年中专毕业后到张掖当地一家制种公司工作，从一名指导农民的普通技术员做起，后又去北京做了5～6年蔬菜。2008年后，他回到张掖进入登海先锋工作，也从技术员做起，管理“先玉335”等品种的制种。詹文回忆，那是一个让他受益匪浅的学习过程。“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流程。比如制种要找农民合作，他们首先就会建立田间档案、人口档案，某个村子多少人口、多少土地会跟人口调查一样做得很细，还要进行地块绘图和编号，甚至各种农具怎么摆放、怎么安全管理都有规定。通过这些调查和培训，作为技术员一开始就能把情况摸得很透，管理得很精细。而当时的本土企业是没有这些的，万一某个技术员自律性差一点，某天想着在家睡一天觉，作为企业主的你也是很难知道的，这样子管理就失控了。”

　　2014年，詹文从登海先锋跳出来创业，接下了当地一家名为金葵花种业公司的制种资质。他靠着此前学到的经验，推广精细化、标准化管理，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制种公司。公司原本跟其他张掖同行一样，主营是帮种业公司在张掖“代繁”制种。詹文在此基础上又拓展出了加工业务，前后投资近1亿元引入了成套的脱水、烘干设备等。如今，他的公司办公区面积很大，厂房连着新盖的办公楼显得十分空旷。当地人说，公司越空说明效益越好，“因为种子都卖出去了”。

　　中国对玉米蒸蒸日上的需求，为这种个人努力提供了大环境的支撑。2000年后，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肉蛋奶成为必需品，市场对玉米的需求增长超过了生产速度，供需压力日益变大。玉米临储政策在2008年开始施行，中国也在2010年正式转变为玉米净进口国，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里每年保持300万～500万吨的进口量。粮食安全问题变得重要起来。

　　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将种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育繁推一体化”（育种、繁种制种、推广销售的一体化）等概念。种业的商业化进程开始提速，玉米种子被各家企业都重视起来。荃银高科于2010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2012年被认定为首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上市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布局玉米种业。“因为那时候玉米产量在快速增长，要超过水稻了，对于种业公司来说是必须做的，上市后也有了资本。”朱全贵2011年来到荃银后主抓玉米产业，从跟科研单位合作、购买引进品种开始，一步步引入人才去搭建研发体系。“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没有个8～10年出不了成果。因为种质资源有限，好多东西是要去‘抢’的。”朱全贵说。

　　对研发育种的加码竞争，在2020年后更加明显，也外溢到了制种基地的张掖。2019年左右，玉米种子在长达四五年的“去库存”中消耗殆尽，叠加非洲猪瘟下的猪肉行情上涨，玉米行业开始迎来一波“牛市”。2020年，中国玉米进口量大增到1130万吨，创历史新高。市场缺口愈发大的同一时间，2021年出台《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进一步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高度。

　　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下，作为产业链一环的张掖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过去四年里，在当地注册的制种企业数量从60多家一下子增加到90家，算上外部委托张掖制种的260多家企业，一共350多家有资质的企业要在张掖制种。这个河西走廊的小城只有120多万亩制种面积，却在2022年迎来了178万亩的申报面积。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局长张东昱说，张掖最适合制种的面积大概在100万亩，那几年里随着需求增长已经增加到120万亩，再增加的空间很有限了。为了避免无序竞争哄抬制种成本，结合国家种业振兴大势，他们想到了在企业之间做竞争型配置。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制种的实力按优分配基地，“这样才能增强行业的竞争力”。

　　正式的方案酝酿了好几年，相关部门进行了反复调研和征求意见后，推出了一个评分体系。除了企业营收等规模指标外，该体系更看重企业是否有研发育种的布局与能力，只赚“代繁”制种利润的小作坊型不占优势，以此鼓励代繁企业向研发方向转型，评分也鼓励有科研机构的大企业以及在张掖建立区域总部的企业。这让当地很多制种企业，也加入到研发育种的大军中。

　　詹文是其中一员。他的金葵花公司在2020年后涉猎研发。作为一个此前没有育种经验的从业者，他的选择是出资跟两位中外院士合作，试着去开发一些新品种。“全产业链的育繁推一体化不是想做就能做的，投资大见效慢，搞不好就打水漂了，但又是必须去做的。90多家本地公司分120万亩地，平均一家就1万亩多，不做的话谁也发展不起来。”詹文说，公司在那之后把核心也放在了育种上，但下手晚，目前还在起步阶段。三年来他们审定了两个品种，尚未体现在销售上。

　　张掖演变的竞争格局，是中国玉米种业的一个缩影。加码研发的公司们，将方向对准机械化、规模化等未来趋势，相较于“郑单958”有了新的改进，尤其是在适应机械化耕种方面。随着这些年农民进城、农村的土地流转，玉米培养种植的规模化程度在加深。这方面，中国与美国也有不少差距。美国玉米育种时就设定为适合机械直收，能实现耕种收的全程机械化，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初步清选和秸秆粉碎等作业。而中国在机械播种时会有较高的漏播率，田间保苗率不足85%，收获环节也有籽粒破碎率（6%～10%）和倒伏情况，对后期玉米储存较为不利。

　　让玉米种植适应机械化、提高种植密度是一个行业的研究热点。朱全贵说，以前的玉米种子很多是一亩就4000株，玉米穗子大，农民看着高兴，但实际单产不高，后来国内才有了一亩4500株、5000株乃至6000株的玉米种子。这类玉米种植起来虽然植株细，但由于在育种时特别注意筛选了株型、叶片夹角等因素，高密的玉米反而能提高亩产。“现在要攻克的难题就是如何让它们更高产、脱水快，适应机械化。”

　　作为制种基地的张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以母本抽雄为例，这一重要环节在当下仍然要靠大量的人工完成。每到抽雄季，当地人工费就水涨船高，能从正常时期的200多元/天涨到最高400元/天。即便如此，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干，留在地里干活的普遍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为此，一些育种专家已在研发不育系的杂交种制种技术，通过选出雄性不育的母本大规模扩繁，再配合机械化，可进一步降种成本。这是张东昱想在张掖当地推行的一项计划，“不然等这些农户老了，那谁去保障制种呢？这是宏观管理上必须考虑的”。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强烈的双轮刺激之下，玉米种子在中国的第七次大更迭，还迟迟没有到来。十几年来，市场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郑单958”的大品种。“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有了。”朱全贵说，这是因为强市场需求之下，竞争也变得更激烈，“蛋糕切得人多了，就分散了。现在可能推广面积500万亩就算大品种了。”

　　2021年，国家启动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试点先在科研试验田开展，其后扩展到内蒙古、云南等5个省份20个县，并在张掖市甘州区展开了制种工作。2023年底，首批转基因玉米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获批，涉及26家企业的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0个大豆品种。我国转基因玉米正式迈出商业化的步伐。

　　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逐步开放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我国玉米仍面临较大缺口，预计到2025年有2000万吨要靠进口补足，而传统的杂交育种方式对单产的提高已遇到瓶颈；另一方面，转基因玉米已被美国、巴西等主要生产国家采纳，其中，美国转基因玉米早在1996年推开，在2019年种植培养面积比例已高达92%，是中国进口玉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玉米的进入对国产玉米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倒逼着中国玉米种业去应对变革。

　　相较于传统的杂交育种，转基因的生物育种是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目前业内的主流是将抗虫、抗除草剂的性状品种应用到玉米育种上，二者占转基因玉米性状的80%以上。“我们都把这个称作‘虫口夺粮’。”朱全贵说，转基因对玉米增产的提升，主要是通过让玉米更抗虫、抗除草剂来实现，“减少了减产，增长自然就达到了”。中国的转基因玉米起步早，在政策持观望态度的那些年里，很多公司和机构也没有停止研究，目前在技术上并没有落后太多。经过这些年发展，行业的安全评价、品种审定、生产经营许可、相关操作标准规范在不断完善，产业化应用的制度体系有了相对成熟的土壤。农业农村部在评价试点区域的转基因玉米大豆时表示，抗虫、抗抗除草剂两个性状表现突出，对鳞翅目害虫的防治效果超过90%，除草效果超95%，可增产5.6%～11.6%。

　　在业内人士眼里，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玉米种业弯道超车的一个突破口。转基因产业化一步步地有限开闸后，很多科研单位、种业公司都在进行布局。目前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转基因性状的研发公司，代表公司有大北农、杭州瑞丰等；一类是利用前者研发的性状开展品种选育并进行推广的种业公司，如行业头部的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等。荃银高科也属于第二类，公司研发部门目前和国内几大性状研发公司都有合作，他们与一些公司合作的品种已获批了生产经营许可。

　　朱全贵并不满足于此。他和公司的董事会最近正在思考是否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往前端的性状研发方向布局。“因为玉米很重要。我们现在还在非常慎重地讨论，要做就认真做，一旦战略定下来就不要停，因为这肯定是投资很大的，要做好5～10年不间断投资的准备。”持类似态度的公司也不少，但朱全贵认为，不要认为转基因就是万能的，“它不是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东西，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一个新技术的导入，必然是有一个过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要解决。”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行业之间的联合与整合。种质资源稀少是中国的先天缺陷，因此行业整合十分必要，这样才能提高集中度，实现更多资源共享，提高育种的效率与可能性。朱全贵1998年去日韩出差，发现当时韩国竟然全国只有5家种子公司，日本也只有十几家，欧美也正处在行业不间断地兼并和重组中，形成了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行业巨头，国内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种子公司数千家。为此，他在2010年就利用中国农大校友资源，发起组建联合体，去实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资源共享与互补。

　　不过这些零星的努力依然杯水车薪。从2013年到2022年，我国的玉米种业公司大体维持在1700～1800家左右，十年来波动不超过300家。当全球种业经过数次的并购浪潮，形成拜耳-孟山都、中化-先正达、陶氏-杜邦等几大巨头时，中国的玉米种业行业集中度依然很低，处在行业整合的初期。以2019年为例，中国玉米种企CR5（前五位品种推广面积占10万亩以上品种推广总面积的比例）仅占比19%，而美国同期高达89%。不过在转基因产业化放开后，形势可能会往好的方向变化。在生物育种技术逐渐重要的变革阶段，优势企业的护城河会变得更深，行业整合进度有很大的可能性将被大大加速。

　　在制种基地张掖，很多企业也嗅到了这种趋势。詹文的企业因为有不错的制种基础，运营状况也不错，有几家国资背景的大公司已对他提出想要收购整合或者控股。“这是行业的一个趋势。对我来说，可能未来总得有一个靠山，尤其是自己立不住脚时，不然就要被这个浪潮给淘汰。”詹文依然有些不甘心，“作为企业，我肯定首先还是想好好做，通过育种研发做出几个好品种，真正地从制种企业做到育繁推一体化。不过可想而知地，这条路肯定会很难，走起来时间也会很漫长。”